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1937年8月我们有没有赢的可能？万生优配
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为了争取日本侵略进行的一步先手，抢先向向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虹口基地发起围攻，试图赶敌下海，所以称八一三”淞沪抗战、八一三战役等，日本方面则称第二次上海事变。
过去我们谈淞沪会战，其实更多的是从战略的角度去谈，少有从战役角度去谈。
淞沪会战明面上对我国而言，的确属于惨败，集中全国70万兵力不敌日军25万兵力，可见当时中日在军力上的差距，以至于后来抗战，中方形成了“非三倍于日军不可敌”惯性思维。
不过，如果仅仅只是比拼纸面上国力、军力水平，那么以当时中国所处情形而言，确实难以取胜，但在真实环境下，事态的发展往往取决于多种变化。
淞沪会战中我军取胜概率虽然小，但并非没有可能。
淞沪会战爆发本质上是源于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军侵略而采取的先手。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企图在华北复刻第二个伪满洲国，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言，防范从北面而来的日军才是当务之急。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数次召开的军事会议，商量的主要也是调兵北上，并对宋哲元、韩复渠等地方实力派安抚。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当时还考虑到了要封锁长江，以防止华北事态恶化后，通过长江进一步向我国西南后方推进。
考虑到日军有可能发起登陆作战，局势会急剧恶化，
国民政府最担心的是，日军从青岛、海州登陆或者是沿长江口而上，进入长江腹地，因此国民党军很多军事部署，比如调整长江要塞炮位、拆除长江航标灯等等问题。
至于对南方，国民政府主要考虑防御态势，守好国门。
当然，就战争是否局部化或者全面化，国民政府也有相应的估计，但就当时情形而言，战争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中。
如果按照上述的兵力部署情况，大规模的战役应当最先在华北打响。
不过，这么一来，国民政府就会被动许多，毕竟一直以来，北方从来就不是国民政府的基本盘，对蒋介石而言，他调动以及指挥很不方便，对宋哲元、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他也很不放心，蒋十分担心他们私下里与日媾和。
为了争取这个先手优势，蒋介石不得不从战略角度上考虑，从南方开辟新的战场。
上海就成为第一选择。
很多人认为，上海是当时远东国际金融中心，战场选择开辟在这里，对中国的经济将会造成很大冲击，实属得不偿失。
可蒋介石选择在上海抢先一步对日军动手，恰恰源于他在国际金融上的重要性，一旦在上海开战，利益关系国（特别是英美）必然不会撒手不管，届时借助于国际调停，很有可能逼迫日本全面停战。
当时的上海，日军并没有大规模的兵力，只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而第九集团军有五万余人，对比来看，我军占有很大优势，即便开战，日军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调集大规模兵力。
按照这样一个想法，中方开始秘密准备。
因为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之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因此当时中国军队的调动，都是在秘密进行中，准备防御上海的张治中第九集团军87师、88师奉令开到了上海附近，并密令驻扎苏州且装备精良的第2师补充旅第二团换上保安队服装秘密进驻虹桥机场等战略重点，以充实上海兵力。
1937年8月9日下午，日本驻上海丰田纱厂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藤要藏身着戎装，驾驶军用小汽车沿虹桥路由东向西急驶，要强行进入虹桥机场万生优配，被虹桥机场的保安队阻止，酿成所谓的“上海虹桥机场事件”。
日方随即提出交涉，蛮横提出无理要求，要求中方撤退上海保安部队，撤除所有防御工事。
当时，中日双方战事一触即发，上海虹桥机场事件也成为了淞沪会战的导火索。
1937年8月11日，日方无理要求被拒绝后，日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命令日舰开进黄浦江、长江各口岸，所属分舰队紧急开赴上海待战，同时令在佐世保待机的海军第1特别陆战队以及其他部队增援上海。
与此同时，蒋介石立即下令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开进上海，准备围攻日军，并于8月13日向向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虹口基地发起围攻，并调动飞机轰炸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汇山码头及海面舰艇。
尽管张治中是以数倍的兵力向日军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战事从一开始就陷入胶着状态。
应该指出的是，日军大规模的增兵是从8月15日开始的，但这部分兵力到上海，至少也是在22日以后，而在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从8月16日就退守江湾（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如果能在日军增援前，中国军队就能拿下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局势势必会有很大的改观。
根据资料记载，日军大本营对于是否要扩大在淞沪的战争，也有很大的疑虑。
当时，日本对华策略，采取的是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石原莞尔制定的《国防国策大纲》，对中国是采取稳固满蒙以及北支（华北的战略）。
日本陆军不愿意在当时扩大对中国的战争，因为以日本陆军为首当时已经占领了东三省，而且顺利从山海关进入华北，完全没有必要再开一条战线。
日本虽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远强于中国，但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鲸吞中国的想法，而想要在战略上实现可持续性，稳固满蒙以及华北才是日本必要采取的战略。
况且对日本来说，当时的中国还远谈不上是一个足够分量的对手，日本忌惮的是苏联和美国，因此为了维持长线的战略需求，日本也必须交好两国，这样才能有足够的时间，积蓄起足够的战略资源。
日本方面当时已经意识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实力上已经有所增强（特别是在三十年代蒋介石名义上实现全国统一后）。
为了实现长线的战略需求，日本甚至放弃了在三十年代以海陆军联合攻占武汉的计划。
另外，对于是否要跟进淞沪会战，日军海军、陆军之间分歧很大，日本陆军最初从战略上考虑，倾向于放弃，而日本海军则一再强调上海经济上的重要性，强烈要求跟进。
日本海军与陆军之间的矛盾很深，对陆军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成绩，海军很是眼热，所以他们才反复在上海挑起摩擦，企图以此为突破口。
不过，苦于得不到支持，日军海军在上海的战略一直很难推进。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最初只投入少量的援军，即便是8月15日日军第一批援军（日军上海派遣军），只有第三、第十一两个师团，这两个师团当时都在日本本土，一直到8月22日晚，这两个师团的先头部队约一万余人，才乘坐军舰抵达川沙镇、吴淞口一带。
对中国军队而言，完全有机会在日军援军到来之前，将盘踞上海的3000余日军海军陆战队赶下海，吓阻日军后续援军登陆作战。
也正因为战争一开始就陷入胶着状态，反而给了日军增兵的信心。
当时，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抵达上海后，立刻意识到中国军队投入了主力，而前线局势的发展又有利，渴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松井石根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而主张在上海投入更多兵力。
也正因为松进石根主张，日军后来连续两次派遣援军到上海，第二批援军是从华北派遣军转隶的第9、第13、第101师团，加上海陆空军，日军在上海的总兵力猛增至20万。
到10月20日，日军组建第三批援军，更是从国内以及华北抽调第6、第18、第114师团，国崎支队（第5师团第9旅团），独立山炮第2团，野战重炮第6旅，第1、第2后备步兵团等部队，合计总兵力达12万人。
不过，即便日军不断增援上海，但直到11月初，我军虽然牺牲巨大，但仍然牢牢地把握着上海。
如果要是顺势打下去，胜负也许还在两说之间。
可也就是在此时，蒋介石又犯了兵家大忌，他将希望寄托到了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制止日本侵略，当时英美借口以中国主动在非军事地区发起战争拒绝干涉，蒋介石为此还下令撤退，后来见无效果，蒋介石才宣布取消撤退命令。
可因为短时间里两次反复，中国军队士气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也直接为后来失败埋下伏笔。
1937年11月5日，日军第三批组建的援军（即第十军）从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直接威胁我淞沪地区70万大军后翼，陈诚遵照蒋介石命令，紧急调67军增援松江，却于事无补，67军战至最后，全军覆没，中将军长吴克仁壮烈殉国。
也因为67军是东北军，吴克仁牺牲后，国民政府不是第一时间表彰，而是宣布其投敌。
一直到五十年以后，吴克仁才被追授为烈士。
从吴克仁这里还要插一个话题，整个淞沪会战期间，国民党军人事系统完全紊乱，指挥官来回变更，蒋介石随意调整部署，这又是一个兵家大忌。
淞沪会战筹备阶段，蒋介石即任命冯玉祥为战区司令，张治中为第9集团军总司令进入上海，负责左翼对日本海军司令部一线的攻击；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防御浦东到杭州湾一带，策应第9集团军对日军的攻击。
冯玉祥作为原来西北军的统帅，他的基本盘主要在华北，但蒋介石担心他做大，才抑留其在上海，尽管冯是作为战区指挥，但在战时根本无法下令指挥前沿部队，以至于后来蒋不得不下令，要求前沿部队每天两次向战区汇报情况。
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左翼对日本海军司令部进攻，但由于浦东到杭州湾一带战事不大，张治中为实际的前敌总指挥。
尽管张治中没能实现十天内拿下日本海军司令部，但从战术安排上来看，却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蒋介石却以部队伤亡过大为由，安排心腹陈诚出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15集团军总司令，还把原属于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的几支部队都划归陈诚。
可上述调动，蒋介石竟然不事先通知张治中。
无奈之下，张治中只好于9月宣布辞职。（这也解释了之前为何是陈诚调动67军到松江防守）
张治中辞职后，蒋介石又让朱绍良接替，然而没过多久，又调朱绍良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让张发奎去接任，张发奎大出意料之外，还曾同蒋介石抗议，他一个人身兼两个集团军的指挥，无法同时运转。
张发奎认为，蒋介石安排朱绍良接替张治中，就是蒋为了安排亲信安插要职，但眼看占据不利，故意把朱绍良调走（当时朱绍良去兰州是为了接苏联援助的飞机），要他全权负责，而他自己完全是个背锅的。
当时，张发奎已经意识到了杭州湾防御的重要性，下令抽调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从9月21日开始张发奎右翼军已经下辖第十集团军）从杭州赶往南桥，可这时已经来不及了，日军已经从杭州湾登陆。
三天后，蒋介石下令淞沪地区部队撤离，由于命令仓促，指挥失控，撤退演变成溃退。
张发奎作为右翼军总司令兼两个集团军的司令官，竟然还是从手下口中得知，蒋介石已经下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淞沪会战的失利也间接造成了后来南京失守，并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悲剧——南京大屠杀。
总而言之，当时的中国近乎以举国之力打这场仗，希望虽然渺茫，但胜负也许就只在毫厘之间，如果能操作得当，不至于使得敌军长驱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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